[5]在西方，现代社会仍然离不开古代的德性和基督教的信仰，而且这也正是社会保持理想的基础。
C）从《基义》篇从上下文推不出三纲指君为臣纲、父为子纲、夫为妻纲，若将其中三纲理解为君臣、父子、夫妇三大伦（为人伦之纲）亦完全可通。公侯不能奉天子之命，则名绝而不得就位，卫侯朔是也。
像李教授这样，脱离文本语境、不顾《春秋》大义，硬是将原文中言晋赵鞅入于晋阳以叛是也一句剥离，将一句话中的前半句孤立出来理解，以说明董仲舒主张绝对服从于君命，不仅无法解释前文臣子发辞而专，也无法解释《春秋繁露》其他各篇一再阐述的君臣要义。李存山教授在那次争论中所表现出来的温和、理性和注重学理的风格，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，也刺激了我的思考和研究，对于我进一步深入地把有关学理问题搞清有很大的启发和帮助（尽管这并非他本意，是从反面刺激）。……三纲首先是君为臣纲，即臣要绝对服从于君。然而古人认为赵氏无君命而出，目的是以地正国，发心为善。人臣执之，久而不归，鲜不及矣，他处亦引他人之言如：从政者当审慎赏罚，勿任爱憎，近忠正，远佞谀，勿使左右窃弄威福，威福者人主之柄，人臣安得盗取之。
应该说，我与李存山教授今年8月20日以来的争论虽然激烈，在三纲的实质性问题却并无实质进展，也无实质碰撞，我们一直都是在外围兜圈（这当然也与我说他诡辩有关）。《繁露*四时之副》云：庆赏罚刑，异事而同功，皆王者之所以成德也，这与《管子*枢言》赏罚明，则德之至者也相近，恐怕难将其中的德理解为庆赏吧？ 李教授至少三次说我不知儒、法之分，前面是对他这句话的答复。儒家虽同情民众、重视民力保护、肯定民众的基础性社会功能（卓越宏论是〝民为贵，社稷次之，君为轻〞）。
我想，所谓鉴古以知今，这个问题还得从古代道来： 余基本同意对儒学现代价值的正面期待。现代又有学人融会西学，达成儒学第三期（此尚在过程之中，还存在许多问题未获解决，如内圣与外王如何安置等等）。黄宗羲的君臣同事观、公非是于学校观、工商皆本观。其实，严复之前千余年，汉宣帝便不加掩饰地宣称：吾家霸王道杂之，将此义讲得率直而通透。
深通国学又接受西学洗礼的严复，于清末谴责君主专制的首选对象，并非法家，大加挞伐的竟然是鸿儒韩愈，痛斥韩愈名篇《原道》之君主臣奴、民又为臣之奴的观念。虽前路艰险，但余对吾国前景充满信心，原因之一，是我们有坚韧的历史文化支撑。
孔子的三人行必有吾师有教无类〞。汉代郡守称牧（如荆州牧、徐州牧），以民众为无识无权之牛羊，由皇帝派出的官员牧之、宰之。其实，这并非只是一个当下问题，反顾历史，从两汉以降两千年间，儒学一再遭遇此种不祥之吻一一被权贵利用，以至官方化、教条化，因而扭曲以至僵死。儒学后来有所发展，恰恰不是因为独尊，而是魏晋间汲纳玄学（佛、道等），隋唐更广为援佛入儒，宋明则将儒释道综汇之，方成就了影响千年的新儒学。
荀子〝载舟覆舟〞之谠议，对生物与非生物、植物与动物、人类与动物差异的精准概括。儒家优点不少，此不具论，但毛病也不轻，一如孔子罕议性与天道，少作形上探讨，以至儒学缺乏本体论建构和严密的理论体系，中外学者多有议及，此不赘。苏东坡〝横看、侧看〞说。拙意以为，老子的道法自然、无为而无不为。
顾炎武的区分天下国家观、风俗入文化观、进山采矿以求实证观。这除了统治者居心叵测、私心自用外，也与儒学本身弱点有关。
不知何故吾国有人将〝普世价值〞（自由、人道、非战、民主、权力分治互相监督等等）全部拱手让与西人，进而将普世价值视作思想敌人，加以严密防范。若要求得中西文化杰构的会通新创，中华文化可贡献者不菲，然当求之包括儒家在内的诸子学、后世的某些曾被贬称异端的学说（如阮籍、嵇康、邓牧、李贽），并引入外学与中学的融铸品，而不可以儒学专之。
大众不能成为人格自主、有社会责任感的公民，全然排除在政治生活之外（思想权、发言权、选择并监督及罢免官员权等等），则国家无论叫什么动听的名号（朝鲜最全了，好象是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），都与现代文明无关，必致民困国衰。有人甚至主张请出孔子后裔（衍圣公）充任通天大教主，管理全国伦常、国政，这对儒学实在是太勉为其难了，讲得文雅点，这样做是画饼充饥，难听点是痴人说梦。而由孔子至韩愈的思路，恰是宗法皇权制的治国基旨。（据说有令不许用普世价值四字），此实乃绝大的误判。请问诸君，能从孔孟到汉儒、宋儒那里找到几条主张民众自治的言论吗？孤闻如我者，一直未曾发现。严复作此批判选项，原因盖在于韩愈自视（许多人也认可）为孔孟嫡系传人。
弘扬中华优秀文化以改善文化生态，是当下要务之一。王夫之的势一理一天合一历史观（批评人主心术决定论），文化中心多元、文化中心转移观。
但不宜认定主要依凭儒学（那种认识只会重蹈董仲舒一汉武帝〝独尊儒术故辙，而这正是儒家首次遭到的死亡之吻）。孟子的民贵君轻、士虽无恆产也要有恒心。
龚自珍的不拘一格降人材〞及〝初异中，中异终，终不异初〞的否定之否定论说，魏源的师夷〞说，孙中山力倡的〝天下为公〞说，等等，皆为足可传之千古之文化哲思，经现代诠释（无须牵強附会），可与西学精粹对接、交融，共作新创。朱熹对格物致知的新阐发。
冯天瑜 戊戌桂月 草于武汉大学人民医院 进入 冯天瑜 的专栏 进入专题： 儒学 民主 。近有先生与余讨论儒学现代价值。但企图凭借儒学普治天下诸大端（特别是社会制度层面）则过之。）历代统治者愚民以便治民，是儒法两家共同的政治设计。
然须注意今哲死亡之吻的警告。余且相信，世界平等待我之民族，必会恢复对中国的尊重与热爱，因为我们有优美的文化传统，这传统必将发扬光大。
儒学不乏善良（比苛酷的法家可爱），且富于伦常智慧，对国民道德建设贡献不浅（以仁义理智信教化朝野，连一些不识字的庶民都不乏品格高尚者），但儒学于文明的政制建构，可资取用的资源不多。孟子曰，治国不难，不得罪巨室，皆此之谓也。
是将中国自外于人类文明大道的错举。直到明末清初，启蒙思想家黄宗羲辈方略陈人民自治之义，但也无法实施，只能以待访自期。
又如儒家因急于用世，素来依附君主及权贵（与出身底层的墨家大异，也与超世道家不同），太史公曰：〝孔子三月无君，则皇皇如也〞。而薄弱于政治建制，再好的伦常在政治实践层面，也只能是无根浮萍，作用有限我在最近的检索中发现，在整个四库全书中，从含义一而不是含义二使用三纲一词可能是主流。同时，在我毫无准备的情况下突然公布两人私人通信及交流内容。
(三) 尊天受命与不奉君命 在《辨析》一文中，李教授引用《春秋繁露*顺命》原文，称： 董仲舒把臣受命于君，子受命于父，妻受命于天，赋予了‘诸所受命者，其尊皆天的绝对意义，且‘臣不奉君命，虽善，以叛言，这就使君臣、父子、夫妇之间具有了前者有绝对权威，而后者必须绝对服从的意义。妻不奉夫之命，则绝夫，不言及是也。
其中最典型者莫过于三家分晋、三家相鲁、陈氏代齐等，故《左传》两引孔子惟器与名，不可以假人，以及《论语》讨论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还是自诸侯出，均是孔子关注此一问题之明证。……但是，最近您的表现，严重动摇了我对您的一贯看法，我不知道日后该如何与您相处。
本文主要讲三个问题：（1）《保位权》的性质问题，（2）李存山对董氏三纲的误解问题，（3）李存山对董仲舒的其他误解。董氏确实明确主张阳尊阴卑、阳贵阴贱，但不等于《基义》中的三纲是指阳尊阴卑、阳贵阴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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